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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车位面积不能单独计入票权面积 先看案例,后面分析 “票权面积是否包含车位面积 产权车库是否有投票权 选择物业公司的话语权之争”,判决已生效。该案中,车位面积是否计入票权面积之争,尘埃落定。 案例回顾 沙田镇的活力粤港小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召开业主大会,投票表决要炒掉开发商指定的前期物业公司。名下拥有超百个车位的开发商认为业主大会的召开违法,侵害了其作为车位业主的权利,遂将业委会告上法庭,请求撤销表决结果。此案此前引起当地社会的广泛关注。 近日,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业主大会决议在程序及实体上均存在瑕疵,且有违法之处,判决确认本次投票无效,撤销业委会炒掉物业公司的相关决议。庭审当天,不少案涉小区业主及附近小区的业主、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沙田镇房屋管理所工作人员都来旁听。 昨日,记者从该院获悉,该判决已生效。 车位面积是否计入票权面积?判决已生效!您怎么看? 网络配图 案情 业主要炒物业公司 开发商状告业委会 2015年12月22日,沙田镇活力粤港小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经过沙田镇虎门港规划房产管理所备案成立。 2016年3月11日至13日,该小区就是否解聘、续聘现任的东莞市瀚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是否同意授权业委会做好解聘、续聘或者选聘物业公司两个问题,组织召开了第二次业主大会。 会议结束后,业委会发出了《表决结果公告》。公告内容称,小区共有业主票权数882票,票权面积91239.21平方米,本次会议共收到637票,有效票权面积62210.3平方米。投票同意解聘物业公司占6成多,同意续聘物业公司仅占5%,另外,近7成业主同意授权业委会解聘、续聘或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而不同意的投票业主不到1%。 但上述表决结果遭到开发商强烈的反对。开发商认为,该小区议事规则第八条规定,“车位、摊位等特定空间计入确定业主投票权数的专有部分面积”,也就是说,本次业主大会的票权面积91239.21平方米包含了车位面积。但开发商作为176个车位产权人(票权面积为2028㎡),却未被告知有权参与本次业主大会,没有就该部分票权面积行使表决权。 开发商认为本次业主大会的召开及投票结果违法,遂将业委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业主大会召开程序及实体违法,投票无效,并撤销上述表决结果。 据悉,东莞市瀚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开发商指定的前期物业公司。 判决 业主大会决议有瑕疵,法院判决撤销 2016年6月7日,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庭上,原、被告就投票结果是否真实和合法等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不少案涉小区业主及附近小区的业主、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沙田镇房屋管理所工作人员前来旁听。 法院经审理认为,业委会通过的第二次业主大会决议,在程序及实体上均存在多处瑕疵及违法之处。业委会在召开业主大会之前未对业主情况进行全面核实,召开程序、表决方式以及业主委托投票的形式与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均有违背之处。包括业委会发布公告时,未书面通知开发商和个别其他业主,统计表决票时未将开发商的车位面积计入其票权面积,在他人未向其出示书面委托书的情况下,接受委托表决票等。 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活力粤港小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召开的业主大会程序及实体违法,投票无效;撤销相关表决结果决议。 判决下达后,业主委员会没有上诉。日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提倡以法律方式解决小区纠纷 本案主审法官、市第二人民法院沙田法庭副庭长林健华称,近年随着业主们依法维权意识的增强,业主委员会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有增长趋势,并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尽管案涉业主大会因程序及实体违法投票无效,但众多业主以小区主人翁意识,为得到更好的物业服务尝试维权的努力仍值得嘉许,而开发商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也值得认可。这种以法律方式解决问题的精神,正是现代法治社会提倡的。 —本案主审法官林健华 “为了更好地解决各业主之间对共有建筑物部分的合理使用和有效维护,提高业主们的共同生活水平和质量,本案的当事人以及物业公司,均应从本案中暴露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并以积极姿态采取有效措施,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和保持小区的和谐良序。” —本案判词摘录 看看相关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9]7号,2009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4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依法登记取得或者根据物权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取得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的人,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业主。基于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已经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可以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业主。第二条 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以及车位、摊位等特定空间,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专有部分:(一)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能够明确区分;(二)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可以排他使用;(三)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 规划上专属于特定房屋,且建设单位销售时已经根据规划列入该特定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露台等,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专有部分的组成部分。 本条第一款所称房屋,包括整栋建筑物。 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 第六条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 以此看:车位所有权人算不算业主? 个人观点: 车位面积不能单独计入票权面积! 1:小区车位作为小区的配建设施,车位和小区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建筑,不具备同等的法律地位。住宅、经营性用房没有车位可以独立存在,作为小区如果没有住宅、经营性用房,车位不能单独存在。车位只能作为小区住宅、经营性用房等建筑的附属设施。 《物权法》第七十条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所以:专业部分以外的部分,享有共同管理的权利,不能单独行行使权利! 2:车位的所有权人,首先满足一个前提,他首选是业主,在小区内有“建筑物专有部分”,才具有“享有车位所有权的资格”,也说明了车位所有权要依附于“建筑物所有权”。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作为归属业主的车位,可以加入业主面积共同行使票权。车位不能单独行使票权,光有车位没有住宅、经营性住房,应该不能算是业主。 3:从情理讲:单独拥有车位产权,来投票决定小区内的与车位不相干的事务,不合情理。

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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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志愿者在与留守儿童一起搭积木、做游戏。 周亮 摄

关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

起初,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生活保障等问题,但到后来,心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在少有人关注孩子们内心状况的背景下,开始研究留守儿童的心灵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说起跟留守儿童打交道,刘新宇印象很深的是很偶然的一次经历。他是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的理事长。2013年5月,他去贵州黎平县参加公益活动,在当地遇到了一个能说会道的男孩,甚至有些话痨。可是,在男孩家里烤火聊天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大转弯。刘新宇问起男孩有多久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男孩有些迟疑,周围好多人在场,但他还是没忍住,哭了起来。“看到这样一个孩子在你面前,原来的人设是那样的,甚至有点小圆滑,但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还是被击中了。”刘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后来意识到,父母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更善于将真我的一面掩藏。这也是北师大教授李亦菲在2018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得出的结论。白皮书由刘新宇所在的“上学路上”和李亦菲的研究团队联合发布,从2015年开始,至今已经过了四个年头,许多结论重塑了大众对留守儿童的惯有认知。

白皮书显示,与父母的联结关系影响着儿童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两者对他们的行为和情绪产生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尤其如此。因此,改善留守儿童心灵状况有两条路径,一个是改善父母与儿童的联结水平,另一个是提升儿童的自我评价。

此次调查历时9个月,涉及19个省,样本总数共11126份。其中3415名留守儿童中,约有2/5的儿童一年与父母亲的见面次数不超过2次,约1/5的留守儿童一年与父母的联系次数不超过4次。

留守儿童问题由来已久,研究者和媒体已经开始进行追踪。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将近50%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2013~2014年间,媒体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件高达192起,其中留守女童受侵害案件占55.2%。

作为进城务工大潮的暗流和城乡二元体制的隐痛,留守问题也一直被大众所关注。近年来,对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的研究深度不断提升。在很多人看来,白皮书的发布对于该帮扶领域的公益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礼物

有一个经常被说起的案例,在外打工的父母终于回到了家里,他们的孩子却跑回了学校,问他为什么,他以一副特别气愤的语气说,他爸妈回来了,买了点儿东西就想收买自己。

过年回家给孩子买礼物,这原本是许多人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调查的结论却与这种惯常的认知不符。假如平时没有及时有效的沟通,再多的礼物也无法弥补亲子关系的裂隙。在经过了大量的数据分析之后,北师大教授李亦菲得出结论,常回家“看看”,不如多打电话沟通。

理论的支撑对公益实践具有很大的裨益,这是刘新宇这些年的切身感受,这也是“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区别于很多公益机构的地方。不研究,无公益,刘新宇在发布会的讲演中这样说道。

他很早就注意到,公益领域一直存在煽情的倾向,用研究让感动变得更有力量,这是“上学路上”的优势。据刘新宇介绍,自从有了李亦菲研究团队的理论支持,原来的帮扶项目一度被砍去了大半,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

“上学路上”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灵状况。据统计,心灵关怀的公益项目在留守儿童帮扶领域的占比只有13%左右。起初,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生活保障等问题,但直到后来,心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留守儿童群体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从1984年开始,政策的松动让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进入城镇。但由于户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只好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中。此后,相关社会问题频频发生。

仅贵州毕节,就发生过多起事故。2012年3月,86名学生营养餐中毒;2012年11月,5名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2013年12月,交通事故致5名孩子死亡;2014年4月,毕节教师强奸案,至少12名儿童受害。

这些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公共影响,也让政府逐步加强了对留守群体的关注。2008年,“留守儿童”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文件提出,“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2011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到,要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文件,提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总体思路,并第一次明确了责任部门。

2015年的一件事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当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张启刚等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致死。死时银行存折余额为3586元,其中低保金786元。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些孩子的死亡并非因为经济层面的穷困,而是长期与父母的疏离导致的心理问题。

4名儿童的自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尚不健全的帮扶机制并未产生预期中的作用。一个星期后,由“上学路上”发起的心灵状况白皮书首次正式发布,让大众有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内核的机会。

“第一年的样本量其实并不多,调查的范围也小,做的都是一些普查性的工作,比如地域分布和性别差异。但即便这样,还是发现了很受公众重视的联结问题。”刘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近260万孩子一年都接不到父母的一个电话。

迷雾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谜团逐渐展露。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4月,“上学路上”对中国14个省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首次将范围延展到城市,探查父母的陪伴对儿童的影响。

在大量的数据面前,李亦菲的团队发现,原本的一些预设被推翻了,父母与儿童的联结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并不是见面次数多、打电话也频繁,孩子的心理状态就好。

白皮书显示,如果父母与孩子见面或联系的次数不多,又缺乏规律,每一次见面或联系,都是在唤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对儿童的自尊存在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形象地称为“撩拨效应”。

“一个人最焦虑和绝望的,不是你完全不理他,而是若即若离,很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次去山西,在当地的一个村子里家访。一位儿童的家与学校隔街相对,父亲在县城卖菜,母亲在家,但是那个孩子被母亲安排到学校寄宿,一个月只能见3次。

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上学路上”对中国20个省和直辖市进行调查,样本总数超过14868份,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个维度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进行了定量考察。

李亦菲团队在研究的过程中,试图测试压力事件对留守儿童心理的影响,其中一个极端的事件是父母的死亡。但让研究者感到诧异的是,填写父母在当月死亡的比例占11.4%。其实,经过调查发现,是这些留守儿童故意填错,这流露出他们对父母的怨恨和不满情绪。

儿童与父母之前的疏离甚至怨恨有可能影响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相处模式,甚至在他们与下一代的相处中再次显形。

出路

2018年10月,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据北师大教授李亦菲介绍,这次调查的取样较之前更加精准,研究框架也更加合理,试图探索不同类型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子联结影响留守儿童情绪状态的心理机制。

白皮书显示,孩子怨恨的不是父母的离家,而是内心的忽视。即使是年终的相聚,也常常显得短暂而粗糙,补偿性质的礼物已无法弥合心灵的距离。这种监护的缺位和心灵的空白,有可能促使儿童的逆反期提前来临,也有可能让部分孩子将情绪隐藏起来,压抑自我,这可能会留下隐患。

“原来是在探索阶段,没有系统的体系,现在这个理论体系越来越完整了。主要是心理学的一些理论成果,我们借此对数据进行验证,一些数据的结论超出了我们的假设。比如留守儿童和父亲在行为上的逆反现象。”李亦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很大程度上,许多家长还没有学会如何做父母,除此之外,一些学校和社区没有提供完善的帮扶机制,亲友和老师等角色也没能填补父母离开后导致的空缺。实际上,多个相关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全面的防护机制。

刘新宇还提到,伴随着城镇化程度的加深,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传统的家庭结构和邻里影响早已式微,大部分打工群体仍然面临家庭和工作无法两全的困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益机构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来填补留守儿童内心深处的沟壑。

从2013年开始,“上学路上”致力于在留守儿童的心灵帮扶领域进行深耕,根据心理学中的“故事疗法”“叙事疗法”等心理学依据,开发了一系列的公益项目,比如“故事盒子”“作文叙事”等。

叙事作文写作是近期引进的一种疗法。“上学路上”通过将作文与“叙事疗法”进行结合,引导留守的孩子们完成专家组给出的特定题目,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通过对自我和家庭的积极表达,留守儿童完成了对负面情绪的消解。“上学路上”团队认为,这将促使留守儿童建立心理安全岛,“最终把孩子的反馈给到父母,激活更好的亲情关系”。

同时,“上学路上”根据李亦菲团队的数据结论,将部分精力集中在对留守家长的培训上,指导他们更好地跟自己的孩子进行沟通,比如,“如何给远方的孩子打电话”。据刘新宇透露,尽管许多进城打工的父母处于流动状态,但通过学校和企业工会等组织,“上学路上”与留守儿童的父母得以保持联系。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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